学术出版的新趋势、新特点

发布日期:2018-10-11 16:47 新闻来源:CBI 作者:

对谈嘉宾:

王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

张晓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胡安·罗德里格斯·卡夫雷拉(古巴图书委员会主席)

柴剑虹(中华书局编审)

卡绍尔·高雅(印度GBD出版公司执行总裁)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默罕默德·阿玛拉(法国波城大学校长)


王镭:本次座谈会的主题为“学术出版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认为当前的世界在经历快速的变化,包括在技术发展、跨境人员流动以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方面都看到有新的发展、新的演变,尤其对于学术出版而言。

张晓晶:中国改革到今天已经40年了,在中国有一种说法,叫40不惑。在这中间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们走过了哪些路,包括哪些曲折,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走的更好,走的更高。

关于中国改革的故事,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两个词,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府。

因为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从市场这个角度着手,所以,中国的改革叫做市场化的改革。当我们说要发展市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放松原来控制很紧的政府这只手,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政府是把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各个角落都掌控起来,但是,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就是政府要想着怎么样来放松这只手,这个过程实际上并不是很容易。因为政府要抓住市场、抓住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这样一个主题,中国40年的改革走过了探索、创新的一条路。

在过去,我们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一个是改革之初,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补充性的角色、辅助性的角色,它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来以后,特别是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候,它就变成基础性作用。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又提出它是决定性的,它不仅仅是补充、不仅仅是基础。

我们要通过什么办法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市场机制怎么建立,包括几个方面,特别是第一条,市场的改革,土地、劳动、资本。第二,其实要打破各种垄断,政府主导当然就是政府给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其实有很多结构性的优势,包括可以垄断,可以进入而不退出了,我们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的话,垄断也是要逐步破除,所以,我们有反垄断法,我们新成立关于反垄断的机构,对它也有很大作用。第三条,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我们国家的大儿子,共和国的长子享有一个特权,我可以进入,但是,我可以不退出,你让它破产、退出的难度很今天中国政府已经下了很多文件,一定要让国有的僵尸企业退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国有企业改革重要一环,没有退出,没有存量资产的调整,中国多效率是无法提高的。

接下来要讲政府,我们政府的角色怎么转换?我们过去40年是以市场为起点、以市场为中心进行的改革,今天核心可能落政府头上了,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复杂性或者具有矛盾性的角色,它起很大的作用,但实际上也带来一堆问题,我们为什么改革再出发需要从政府着手?企业杠杆率和地方政府杠杆率太高,企业里国企占60%左右,所以,最终都是跟政府的干预、政府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最终是政府角色在起作用。中国杠杆率的问题或者困境实际上是我们体制改革的困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我们对于GDP的追逐,为GDP论实际上带来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提出来,在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经历了40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积累了一堆的问题。那么,怎么能够化解问题?我们需要迈向高质量发展,我理解高质量发展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这是新的发展理念。第二,制度的保障,什么制度能保障呢?两跳:一条是进一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制。同时,需要高质量政府,这是我最强调的,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政府来进行保障,整个发展蓝图最美好多前景其实是很难实现的。第三,有效率,国有资产经营怎么样,收益率是什么样的,接下来你有持续性,政府是干了很多事,但是积累了大量的债务,还能够持续下去吗?能进一步负债吗?这点也很重要。第四,政府得有诚信,得有可信度,政府说明天要把这个事干好,老百姓得相信他,诚信也是非常重要的。

80年代的时候,罗纳德里根讲了一句话:说“政府就是问题所在,他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那个时代,他针对美国政府,我想有一定道理。在今天,应该沿着这样的说法,中国有一句古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这些问题跟政府有关系,同时政府的改革就提供了解决方案,它就是答案,我们如果40年后的今天从政府改革入手,把国家能力、把政府的效率、可持续性以及他的信誉度都不断提高的话,我想中国改革的前景就会非常光明。

 王镭:我们总是说中国故事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个这些故事是关于如何让市场发挥真正作用,与此同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中国政府总是要发挥非常有效的作用,所以,我们如果要讲一个成功的故事,这就意味着市场的进入以及政府的角色,这种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总是不断向前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了很多想法甚至是批评,包括对于中国市场情况、中国政府角色,特别是还联系中稻美贸易摩擦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也有自己的视角,对于中国的观察有自己的视角,我们的同事也有自己的视角,我们就是不同视角的不同的互动,他们给我们更多机会,让其他人了解中国真正客观的情况是什么。

胡安·罗德里格斯·卡夫雷拉:在我国有一个重要人物曾说“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自1959年以来古巴国民政府把每一位古巴读者定义为未来的人才。凸现了古巴追求自由的革命成果,也得到了古巴领袖菲德尔支持。领袖总说“我们不会告诉人们去相信什么,我们要告诉他们的是去读书”。古巴革命一项优先推动事项是致力于教育及文学和科学文化的推动。

在1959年时,当时古巴文盲率很高,没有完善的出版系统,只有32个公共图书馆。在菲德尔主席的指示下,古巴的教育部着手开展了扫盲运动。在1961年,古巴宣布其成为第一个没有文盲的国家,我们对阅读实行了全民补贴政策,这也使古巴人民成为了更为全面的人才。

在第27哈瓦那国际图书展上,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了这个活动,当时我们出版一些图书,书籍整体价钱定位偏低,在这场历史性扫盲运动同一年,古巴宣布将成为亚洲地区消除文盲的国家。面对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古巴革命及其最早领导人公开表达了将把关注文化的发展作为古巴人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文化作为新一代价值观的宣传,从那个时代起书籍并作用受到鼓励和优先考虑的事项。

1959年3月31日古巴革命政府颁布一项法律,创办一家国家印刷厂。一年后暨1960年3月,由于多家报业绩冲突以及报业原主人的撤离,菲德尔总司令在一次印刷业工作会议上宣称将整合所有印厂,并成立第一批古巴国家印刷工作室。数年后,也就是1967年4月,图书委员会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古巴图书委员会成立,我们的委员会目前拥有八家直属出版社,为不同年龄层读者服务,专项出版书目设计文学、社会科学及科技等多个主题,该委员会负责180余家出版社政策指导,其中22家是古巴省会中心图书和文学出版机构,5家隶属于古巴青年创作者及艺术家协会。为了进一步落实这一制度,古巴全国现已拥有399家公共图书馆、6335所校级图书馆、302家书店,超过1100万人因此受惠。

通过图书和阅读调研站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一方面印刷书籍在高校学生中的接受程度有所下降,但是每年2月,在哈瓦那最古老的没落城堡内举行的哈瓦那国际图书展上,吸引了数万人前往参加,人们在那里购买的书籍数量可达到数十万册。近年来,古巴图书委员会作为国家出版政策的执行者,其主要职能是制定战略性目标,其中包括发展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的使用,完成古巴图书的发展计划,配合古巴图书和阅读调研站的工作,来完成战略宣传计划。鼓励根据阅读需要和出版政策建立一个稳定的体制,监管书店多经营行为,鼓励更好的发挥公共和校级图书馆的阅读功能。通过多种方式强化书籍和文学的社会价值,促进人们的主动阅读意识,充实人们的精神。

今年我们在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一项名为全国阅读计划,建立起了一项名为每月一书战略,以此加强为阅读的宣传,让人们更加喜欢读书。所有这一切工作都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而是要逐步的、系统的、严格的在科学的基础上完成,因此通过不断改进、调查,寻求新的方法,探索继续前进多方向,我们将延续现在的社会体制,使我们能够与国家间的多个机构展开密切的合作,从而实现这一目标。

在当前的世界上存在着很多大公司集中掌握着出版业资源,同时通过商业性的产品和手段对小企业构成了威胁。作为文化全球化的一部分,书籍仍然是展开大家的合作最好的方法,我们现在要开展的一些斗争,这些斗争的初衷依然通过最好的书籍、最无私的想法为我们真正捍卫的事业、为我们共同关注的目标而努力,这是我们最需要完成的一项真正的计划。

我们作为文字工作者,我们和中国在场的各位一样,我们都是文字工作者,你们在自己土地上发明了纸和墨水,构建了思想的桥梁,你们让思想和已经通过书本实现了传递,你们像我们一样实现了把作者寄存于书中丰富情感传递给更多人,并留下一些东西帮助他们改变生活及看世界的方式。我们的职业或许默默无闻,但是,如何让一本书及其作者在数十年的时间中一直被人们所记住,每一当本新书问世时候,我们并将这个奇迹划为可能性,这次研讨会的举办为我们拉近各国之间的距离构建了桥梁,为现有团体和未来的联盟传达了信息,为传达共同认知和通往未来的梦想提供了道路,这是一种合作与成长的方式。幻灯片里为大家展示了一些近年来我们出版的一些中国书籍和中国题材的书籍。这里面的所有图片都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出版过的书籍的图片,有些书籍是由中国出版社或者由双方共同努力出版成西语,然后在古巴出版。    

柴剑虹:我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学术著作的出版交流是逆差,什么叫逆差呢?三个方面,从数量上,我们中国现当代学者的学术著作翻译成外文的数量远远不及翻译引进学术著作的数量。第二,质量方面,我们学者翻译的外国的名著、学术著作数量很多,质量普遍比较高。但是,种种原因,我们的学术著作,外译的学术质量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第三,在推广上,我们对国外学术著作的推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相对比较重视,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书评很多,国外的有些学者出来一些好的著作,很快的在我们的学术刊物上、著作上就有介绍。但是,中国学者有些好的著作,国外学术期刊或者学者的评介相对的就比较少。    

近些年来由于我们的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执行,一些外译工程的进展,数量上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但相对于政治、经济、文艺创作、科普、文化艺术类这些出版物,学术著作外译的数量增长还比较缓慢,质量问题也还是不可忽视。另一个方面,一些带有普及性的学术著作却有异军突起的趋势。我比较熟悉的敦煌学、丝路文化的著作,包括一些参考教材,这些年来外译的就比较多,而且这些书的外译大多数和国外相关学者的翻译、协同翻译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外的汉学家,因为他们是汉学家,他们也对中国语言文字有所了解,所以,他们也做了这类图书的专著或者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引进,他们在世界学术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书的内容深入浅出,普及性强,读者面广,重印率高,也比较好推广。

当然,不管翻译引进,还是外译推广,一方面质量和数量都取决于作者、译者合作交流深入的程度,也取决于出版社编辑人员的责任心和业务水平,同时,也取决于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宣传推广的力度。另一方面,对于知名度不是那么高、资源不是那么丰厚的出版社也做这方面书,我们既要支持,也要加强引导和管理,尤其是加强翻译质量的检查和测评。

卡绍尔·高雅: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友谊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友谊是基于和平、友谊以及两国之间长期的交流和往来建立起来的,现在中国和印度人民希望更长久的和平,不仅在亚洲,还有全世界。我们希望实现人类整体更光明的未来,因为中国主席习近平、我们总理默迪先生达成共识,我们也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联系。在过去三年当中,两国的首脑会见了十次,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迈出了新的一步。实际上我们已经对“一带一路”出版了三本书,而且有英语的、印度语的,我们的友谊就像一棵老树,它非常的美丽,结出了硕果,未来也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充实。

中国和印度都非常重视双边的友谊,希望达到新的高度。我们看到过去40年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现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现在中国不仅和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有紧密联系,而全世界人们都在购买中国产品。说到印度,中国是我们的邻国,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持续进行经济和政治发展,印度和全世界人们都应该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在过去5年,尽管我们10年之前就开始出版中国书籍,但是,现在我们在更多的推广中国书籍在印度获得更多的认可。

在出版创新方面,我们有更多新的服务和新的业态出现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在基础设施层面,在学术出版当中我们有新的竞争,第一,有新加入者产生;第二,有开源这样的颠覆性创新产生;第三,新的数据化时代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模式,业带来了新的平台;第四,越来越多的基于社交平台进信息和知识的共享与交流;第五,创新技术为基础的高质量的科学知识的评级体系。在企业和战略层面,他们在网站上每天都有新的评论式的视频更新,使之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现在通过点击,不仅可以读到我们想读的东西,还可以看到任何领域内容的视频。所以,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在出版业已经做40多年了,我们现在看到在印刷书的下降,不仅是学术期刊,同时社会人文书刊的出版也是大幅降低,但是,质量比以前好了,中间也有好处,也有坏处。

 王镭: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两个国家和对于全球来说都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在这方面做更多工作。    

王文:我认为,国际出版有三点新的趋势。第一点趋势,中国图书出版对国际出版图书版权贸易来讲中国长期处在逆差,2003年时候版权出口和进口比是1:13,版权的种类现在一直在下降,但是中国处在那么严重的图书贸易逆差中,中国没有采取特朗普形式,没有发动图书贸易战,我们很努力扭转图书贸易平衡。去年中国中外图书贸易逆差由2003年1:13现在已经降到1:2,指的是种类大量下降。第二,我认为中国知识价值也在逐渐的提升。我们智库是生产思想,我们知识是有价值的,资产也有价格,我们经常说中国的资产价格现在是虚高,我们是去杠杆,中国知识的价格要加杠杆的,中国知识的价格是绝对被低估的,所以,我们要加杠杆。第三,现在全世界都应该多听中国学者自己怎么说的,同时中国学者自己要努力,要重新解释中国这也是未来出版的一个趋势。通过出版、通过杠杆因素还可以发现更多经典的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未来谁能出版更多发现中国、发展奥秘的图书,谁就是下一个时代伟大多出版人。

王镭:现在中国人讲中国故事、关于中国的论著确实不多,但是前景应该是看好的,所有对中国兴趣、对中国关注的提升,这方面市场在扩大。    

默罕默德·阿玛拉:现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巨大的深远的变化,我们面临着来自于能源转换、环境转换、数字转换、以机器人为代表工业革命以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能量的再平衡方方面面的变革。对于这些转变的掌控,就要求我们能够有更多社科和人文领域的参与,因为他们是了解和认识各个国家、各个社会政治和经济演变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国家社会科学之间要进行交流和合作,而且这也要求我们的社会科学家要相互进行交流,最后才能够更广泛的传播研究领域的成果,在这方面,高校的出版社就至关重要。

在世界上来说,现在经济和政治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更加依赖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变革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国家。而欧洲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历史和文化因素而导致法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而法国在欧洲的位置基于偏中部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法语国家,使之发挥更大的力量,目前全世界差不多有3亿人口讲法语,我们预计未来20年由于非洲的发展将会使法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使用。在地理政治层面上,大概有90个国家属于法语,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所以,我们有必要在中法之间加强合作,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需要我们进行资源和能力的整合,包括在编辑和传播政策方面。我们要共同面临上述问题。同时,还要在数字化环境下和虚拟世界当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我们现在有机会相互交流,尤其是在出版社之间共同传播知识,相互出版各自的研究成果,这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相互理解、相互认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了解彼此的科学研究的理论,还要了解相互的历史文化。我们在抓住新机遇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扩大我们研究的领域,我们要确保中国的学术作品可以翻译成法语,并且快速的在法语区进行传播,而且我们也需要把更多经典的法语著作翻译成中文,产出的多样性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当然,在社科领域和人文领域谈论法语世界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着不同的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影响,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对于形势的分析和理解必须要针对具体国家、具体地区的特点。

有一些当代作者会提出和推进世界文学的概念,为了逃避所谓的委员边远文学作品的分离,使之和所谓的中心文学产生差异。有人挑战了世界文学的理念,认为当代的阐述要求我们不是从一个全世界的新视角或者一种虚构的视角,不能过多的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在从国家统一转向全球统一、从文化统一转向文化多样或者是跨多样性,而是从已知到未知、从有序到无序,我们要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的进行文化交流。

王镭:讲到了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也在探索一些务实的方式来加强我们的沟通和交流,未来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和其他合作伙伴的此类合作,不仅是在法国,也有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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