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学术出版讲述中国改革发展的故事

发布日期:2018-10-11 16:46 新闻来源:CBI 作者:

对谈嘉宾:

于殿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法里德·卡玛丽(兰培德国际学术出版集团美国社高级副总裁及出版总监)

贺耀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张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

罗伯特·李(美国东方瞭望信息服务公司战略合作总监)


于殿利:大家好!今天下午讨论主题是“用学术出版讲述中国改革发展的故事”。我认为大众的文化通常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水平,但学术是决定了一个国家文化的高度。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将普通人民创造的历史用学术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要传播到全世界,这是这个时代赋予中国出版人包括国际出版人的一个课题。    

黄平:我们的研究成果是通过学术出版走向读者、走向大众、走向社会,现在也越来越走向世界。

从1840年以后就有一个词“西学东鉴”,西方的学术到东方来。我国第一个到英国留学的是严复先生,他是第一批把西学的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学者。习近平主席在近年来还多次提到严复对把西学介绍到中国的贡献。中国的老字号学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从成立之初起它的一个最重要工作也是把西方的学术经典翻译成中文。著名的作家之一茅盾先生,还有我们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陈云同志都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编辑人员。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汉译名著“汉译名著”已经超过70年历史。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都在此方面做出过贡献。

中国经过1840年以后,尤其1919以后,有过30年的奋斗使中国站了起来,1919-1979年艰苦的探索发展的道路,1979年以后到今天,40年改革开放,我们又解决了富起来。下一步,我们还要解决强起来,学术出版要引起重视。广义的说,出版业是一个大概念,也包括新媒体,出版既给我们这样的研究者、作者的平台,更是给广大读者和整个社会的平台。通过出版讲述中国故事,而且不只是经验层面、时间层面的故事,必须要有学术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的中国。

第三点,客观地说,我们本来是古老文明甚至是唯一延续的,到今天我们还说着中国话、写着中国字,而且我们是大文明系统。但另一方面,1840年以后西学东鉴为主,引进、介绍、翻译西方的著作,客观上这一百多年走下来,中西知识之间的不平衡、不对等,我曾经在美国研究所做过很多年研究,还兼任所长,这些年又回到欧洲研究所来,中欧之间最突出,我们讲西方主要指的启蒙以来,当然也可以古希腊以来,主要是启蒙以来的欧洲。

经过这么多年尤其知识时代、信息时代、科技时代、全球化时代,西方也面临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西方文化历史。30多年下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平等对话、互利共盈是知识共享的前提,知识要共享就要平等对话,就要互利互补。通过学术出版,把道理讲清楚,我想讲好中国故事,是背后的理,如果只有事,没有理,不足以服人。

于殿利:著名的英国科技用家李约瑟先生曾说,一直到14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进入14世纪以后,中国所谓领先的东西没有转化成现代的生产力,西方恰恰在很多方面吸收、借鉴了中国的包括非西方科技成果,他们率先步入现代社会,李约瑟先生讲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在这之后,我们发现中国本来是市场经济方面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当中是我们的弱势,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在市场发展不充分情况下,闯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之路,用我们自己方式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和道路问题,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所取得独特成就。

这时候我们再看这些独特的成就,也算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方面一个实践的智慧。接下来我们任务要把实践转化成理论和学术成果,再传播多世界当中去,让它成为人类智慧的组成部分。知识是连接人类的天然纽带,人类是共同创造知识、共享知识,在知识这个领域里没有谁是先进的,没有谁是落后的,大家都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只不过在某一个时代大家呈现出不同特点,创造出不同知识。

 法里德·卡玛丽:兰培德是全球的学术出版商,我们已经有50多年的经验了,出版 了6万多本著作。在兰培德成立之际,就一直着眼于全球。我们如何把全球视野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联系起来?我用一个词来总结出来,就是“全球化”。我的工作地点在纽约,但不仅出版欧洲或者美国作者的作品,而且也要出版全球作者的作品,包括中国作者的作品和亚洲作者作品、拉丁美洲作者的作品、非洲作者的作品,是真正的全球化。很多作品如果没有被正确呈现的话,对于西方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非常注重协作和合作。

在1988年时候就有中国学者想跟我们协作,包括宗教的著作,当时兰培德希望能够帮助学者建立起他们的职业生涯,我们希望能够做一点小小贡献。我们几十年以来都跟这个学者进行合作,帮助他实现目标 。

在纽约办公室有非常强烈的中国视角,我们有很多经验是跟亚洲和中国学者之间进行合作产生的,或是案例,或是新的理论,都充满了亚洲思想和文化,这样的合作从80年代就开始了。最近,我们再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关于中国教育 系列的丛书。        

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国的学者进行密切的合作,不仅跟个体还有群体,同时也跟大学的研究机构以及出版社进行合作,不仅跟个人进行协作,我们还愿意跟这些机构一起探讨新的理论,并将其出版。兰培德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出版,我们不仅具有独创性,还能保证生产质量、同行审议、以及更高的发行量。

于殿利:多种语言不是简单的把一个时间翻译成各种语言,多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多翻译成一种语言不是简单的把事实翻译过去了,而是在用另一种思维看待同样发生的故事。这就是文明互鉴的价值最大化,让人类智慧成为所有人智慧和成果。    

贺耀敏:中国学术界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这40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成就十分突出。首先是我们的学科日益健全,我们能涵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有,而且学科分类越来,为科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基础。其次是学术队伍日益庞大。队伍的壮大和队伍水平的不断提升也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重要的基础。第三,学术研究日益深化,学术成果越来越多,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衬出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的期待、对中国学术界的需要。

中国真正融入到现代化大潮之中,就是这40年最为凸显,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找到了一个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途径,这个途径既不是完全西方式的那种,也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更不是我们古代所谓那种探索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挖掘、值得我们总结、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我们总结,也值得我们总结出来作为人类智慧和人类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容,

最近我们出版了一批解读中国经济、阐释中国40年发展变化的图书。人大出版社这些年来一直把走出去作为自己很重要一项工作,我们在机构、功能、组稿编辑加工过程中都落实到了实处。当然,还应该做的更好,我们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应该有更好的作者,应该有更好的选题,应该有更好的翻译,有更好的合作伙伴,让我们这些优秀的图书能走向世界。

于殿利:我们走出去要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而这些成果之所以令人期待,因为它将呈现给中国乃至世界一个崭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现代的中国。

 张立:在学术出版方面,我们主要做了这样三方面事情:

第一,我们按照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要求,我们成立了知识服务中心,推动知识工程的建设。现在学术出版面临着互联网环境,我们也面临着很多问题,研究院在总局的指导下成立了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来推动这件事情。2015年,我们进行了第一批学术出版单位的遴选,当时入选的有28家,主要是专业的图书出版单位。2017年底,我们进行了第二批遴选,遴选单位扩大到学术期刊、电子音像出版单位、报社。今年年初进行了第三批遴选,总共110家试点单位。    

第二,用5年时间研发,通过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对互联网上的学术出版进行版权的保护。通过技术,从版权登记、从各种保护工具的实行,不管DRM这种工具,还是水印,还是媒体指纹,就是特征值得的抽取,到事后追程,一套数字版权保护解决方案,保障互联网上传播机制是合法合规的情况。

第三,在原来国家新闻出版总局指导下制定的,建立了12项标准体系,包括选题的制定、引文的规范化等等一些规范化标准,目前已完成7项。这也是在推动学术出版的规范化方面研究院为行业做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研究院从标准制定到学术规范,如何在国家知识资源服务平台下体现做一些探索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会探讨一些新的指标体系,探讨我们学术成果真正的转化或者影响等等。学术出版最终是要体现在学术创新上,推动中国学术创新迅速发展和崛起。这是研究院下一步可能也要做的事情。        

罗伯特·:中国的发展是很迅速的,我的发言有关于使用者需求变化和变化速度,尤其通过新的数字化方式。我觉得中国数字内容的标准是世界一流的,包括大数据、原数据等等是非非常多的。在不同部分,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分析,这些实体需要很多的科学数据或者历史研究,他们发现从中国可以获得很多信息,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在管理上的进步,是具有前瞻性思维的。

我们一方面要了解有什么内容是可获得的,另外,也要了解有些什么技术,比如他们是需要进行数字化,还是已经数字化了,我们在目标环境中是什么情况等等。这些都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今天想讲的变化就是从传统出版模式也就是机构订购数字资源到用户自己直接获取数字信息,他们可以直接从平台上消费这些信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对于有知识产权的人来说,对于使用人来说,我们需要跟上用户的需求。所以,最大的一个屏障就是技术上的障碍,机器的翻译,还有光伏识别。

但是,同时我们又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如何向整个内容进行解释,确保这些内容是得到用户负责任的使用的。我们一个总体概念是非消费性的研究,我们从人类阅读的内容、个人、单位阅读内容到大规模分析。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虽然现在很多外国人开始学习中国语言,但是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对于非消费型研究有两方面,第一是数字的获取,第二是文本和数据的挖掘。他们用数字提供内容,在第三方或者专有平台上进行分析。

如果我们想一下我们的数字流和数据文本挖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看起来更像野花一样,有各种各样个体个性化的需求,我们说越来越多的人是以更小的规模要求内容,不再是以前大块大块的要求,他们应该习惯这种情况,这些人不再满足于以前的方法,他们有不同需求,有不同的用途。

于殿利: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让我们用学术和阅读去迎接。最坏的时代让我们用学术和阅读去破解。我愿意以此来跟我们所有出版人包括专家学者共勉,因为我一直在说我们跟学界是一家,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共同担当着文化建设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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